徐小平（以下简称徐）：大斌你好，我们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留学的话题在平时也聊过不少，这次我们系统地谈一下以去美国商学院读MBA为典型的美国专业型研究生的申请以及毕业后的出路规划，我们知道你是芝加哥大学的MBA毕业，在美国也读过其它学位。中国人出国读书，以往都是以学术型研究生，去国外实验室搞研究，拿全奖读PhD为主，所以可能对另外一种体系的研究生不太了解，中国国内的研究生教育可能就全都是学术型的，连MBA教育都带有很浓重学术型教育的气息，我们先来谈一下，你当时出国的目的是什么？一开始读了什么学位，后来为什么又转到University of Chicago去读了一个MBA？

朱大斌（以下简称朱）：我本科是在北大读的，当时出国想法也很单纯，就是觉得这是先进青年的共同追求。所以也就申到全奖去美国大学读物理学的PhD，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可能想到要读商学院，也不具备条件。读PhD直到目前恐怕也是很大一部分北大学生出国读书的选择，但是到了国外之后，发现这并不是美国学生的主流选择，美国学生要继续读书一般也会选择去法学院读JD、去医学院读MD和工作几年后去商学院读MBA。读PhD搞研究，毕业之后的路要狭窄很多。

徐：的确。我一直的观点是说人人都应该出国一趟，我为什么要鼓励人们出国？因为出国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每个中国人都需要走出国门到外面去看一看。可是直到今天，留学的形势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体现就是中国与美国社会的对比，已经跟从前有很大不同。在我们出国的年代，几乎只有拿到全奖一条路，大部分去读PhD，然后毕业了继续躲在实验室里，融不进美国的主流社会。今天的中国留学生其实在留学上已经有了更大的选择，因为中国人有钱了，自费去读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留学的时机与方式。

在《图穷对话录》里，我曾经提出过中国人出国留学有三重境界：完成自己的教育，获得就业竞争力；提升自己的档次，获得行业领导力；解放自己的潜能，获得社会领袖力。

朱：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学生出国，形势确实有了非常大的不同。现在国内学生在中学阶段就已经比我们当年更多的接触到英文读物和更加了解西方社会，他们现在已经比我们当年准备的更好。包括去美国读本科，从高等教育的开始阶段就接受纯正的西方教育，这一代年轻人，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回到中国进入跨国企业，都比我们要更容易适应西方的规则，更早地完成国际化

徐：我在自己的博客中谈到过这个问题：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只要上的是发达国家正规大学，一般而言，都能够获得在国内、国外选择就业的竞争能力，即全球化就业竞争力。不留学的人，也许能够在国内找到工作，但很难在国外获得就业竞争力——即使在国内，如果没有相当好的外语能力和现代意识和素质，也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因为国内大部分高薪工作、有发展前景的工作，都需要外语及各种现代人必备的素质，而这也就是我们留学所要追求的素质。

我鼓励中学生及中学生的家长们站在全球化意识的制高点上看待人生规划问题，利用全球的教育资源来整合规划学生的未来。这样我们就能跳出“北大清华是不是一流大学”这种带有民族情绪的争论，可以绕过高考的“马其诺防线”，提前抢占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先进而丰富的教育资源。如果我们不去抢占，韩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外星人他们天天都在抢占，那样我们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局面。

大学毕业出国读研，也能够提升自己在国内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出国读研和在国内读研之间，我一般都是鼓励人们出国读研。原因很简单：出国读研有助于你获得全球就业竞争力。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够受用一辈子的能力。因为国外读研对于一个人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开拓能力、科学精神，甚至是团队技能？，都会有非常大的提升作用。我不是说这些能力在国内学不到，但如果出国，到那些先进发达国家去留学，将来回国在竞争同一岗位时，就比那些同等背景但在国内拿到硕士的朋友有优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严峻的事实。

对于那些毕业时并没有金钱和语言能力的朋友，如果要考研深造，我的指导方针是：在不影响专业学习的前提下，干脆先工作，积累经验、补习英语、积累资金、积累人脉关系，等个两三年三四年再出国完成国际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工作几年再留学，这主要指的是应用型专业，但在应用型专业领域，中国才需要最多的人才。至于技术性、研究性和学术性专业，则可以通过申请奖学金或自费直接出国，因为对于技术性、研究性和学术性专业，基本是从学校到学校，一辈子都在学校，研究本身就是经验。

对于改行的朋友，利用几年工作经验，弥补专业不足的情况，获得一个优秀的工作背景，则相当于为自己准备了一纸金色的“第二学历”，再出国读你喜欢的专业，也是更好的选择。

我最近还听到一种声音，说是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很不景气，因此工作机会也大量减少，这时候很多人担心在美国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而且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性的措施，这动摇了很多人对全球化发展的信念，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时候我们在留学上需要有哪些对策？

朱：我觉得从目前中国的状况来讲，我们对全球化发展的追求是不可能停止的。中国正在世界各方面活动，来促进各国贸易的开放。而且这次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加重要，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也更加响亮。很多跨国公司在国内业务是滑坡的，但他们更加加快了在中国的扩张步伐，希望抓住中国的发展机会。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看到，在我们周围外资酒店、外资银行的网点明显增多。这些机构需要大量的国际性人才，而国内教育出来的人，还不能很好的满足这些机构要求的标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还是在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我们还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更多核心的技术、管理经验，这个过程是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这个事件就停止的。因此，留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仍然是迫切的。

徐：好的，那么我们说一说，留学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留学两把刀，经验加外语》。

很多人都急于出国，甚至不惜在英语不太好的情况下直接出国去读语言学校。我不知讲了多少年多少遍的基本思想就是：出国是要英语的，就好像购物是需要金钱的一样。如果你的英语不够，应该在国内把英语搞好再走。出国学英语、辞职学英语、断绝国内生存与发展的后路学英语，在我看来，都是比较凶险的做法。

对于很多好不容易奋斗到一定阶段，学历背景不是很好，工作经验也还不够丰厚，还有必要继续积累一些的人，千万不要被留学冲昏了头脑，稀里糊涂，放弃自己来之不易的职业金娃娃。对于那些刚有了个不错的工作、找到事业方向、有了不错的生活的朋友们，为出国而把自己的后路切断，破釜沉舟学英语，是绝望时代为了逃离绝望的奋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朱：徐老师说得很对，英语是留学的底线，不会英语出国去留学是不可思议的；而像MBA这样的教育其实很强调申请人的工作背景，包括申请人能够申请到什么样的学校，学生在读书时能有多少经验与同学分享，或产生共鸣与收获，包括学生在毕业后的就业，都跟他/她以前的背景有一定关系。所以，很多人习惯于国内鲤鱼跳龙门式的高考思维，普遍认为留学也会带来这样的价值，这样他们往往去不了一个好的学校，在国外或者回国也还是找不到更好的就业机会。

徐：留学之所以会形成一种风气，导致许多人疯狂而“无意识”，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留学给人才带来的巨大进步和巨大收获。留学如同鲤鱼跳龙门一样，惊险一跳之后，就是龙飞凤舞的未来。

但是，龙飞凤舞的关键是：你在这致命一跳之前，是否已经准备充分？鲤鱼跳龙门，毕竟你得是一条鲤鱼。假如你准备不够，只是一条泥鳅，奋力一跳之后，可能会变成一条鳝鱼。那就是龙不龙，凤不凤，鱼不鱼，蛇不蛇，就很糟糕了。

我在自己的书里写到过暂时不适合出国留学的几类人群，可是人们留学的集体无意识冲动还是很强烈，我希望更多人看到我们传递的信息，我一直说任何人都应该出国，但前提是时机和形式应该是可选择的，是一种“可控人生核聚变”。

出国集体无意识的核心是人们失去了对价值、幸福、人生目的的明确定义。很多人就把出国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而这恰恰是一个悲剧，因为出国只是达到幸福目标的一个通道，只是通向辉煌人生的中途小站而已。怎样才是真正的出国有意识，我给出的方案是：人生设计——明确出国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什么人生价值，这个目标和价值要明确量化。

幸福的人生包含这么几个东西：好的教育，好的职业，好的家庭。许多人在得到好的教育之后，放弃追求好的职业、追求爱情和家庭，一味为出国而出国，为留学而留学，这是整个留学集体无意识的集中体现，造成了对现实生活的践踏，否决了奋斗的真正价值和留学的真正目的。

我见过许多人，倾家荡产从国外学成回来，在不合意的岗位上拿着不合意的工资，天天感叹，当初不留学，收入也不比现在少！谁都会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那些留学后在国内的职场上就业失败的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出国前后缺少行业经验——又由于缺少行业经验，在国外学习容易无的放矢，没有获得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真才实学。

留学的人生设计应该是：为了中国机会而积累中国经验，获得中国经验而去捕捉中国机会。留学，只是中国经验与机会之间的一个触媒，一个联接，一个接力。

留学必须有长期的人生设计概念。在留学前，就必须考虑到留学后到底在哪里？做什么？那种出去了再说、留学了就好的思想，是留学领域里的鸵鸟行为。我讲到射击时需要“三点一线”的概念：这个“三点”是：出国前的背景、出国后的学位、毕业后的工作；这个三点必须符合“一线”的要求：必须专业相等或行业相等，至少必须是大致相等？？？？。只有这样，留学奋斗者才能击中目标，获得成功。

通过留学出国改行、并且获得成功的人也非常多。但对于走到人生中途不得不改行的人来说，改行的原因只有一个：人生缺少长远设计。三点扭曲了，不能连成一线，所以不得不改行。即使这是社会变化太快的原因，你也没有资格责备社会：因为受苦的是你，而成功的是他人。

我写到过几种人一般暂时不能留学，或者在留学方式上要格外慎重的：

第一种是学历比较弱，又没有大量资金积累和深厚工作经验的人。学历比较弱的人，往往不顾实际情况，急于盲目出国，读一个速成的学位，希望能够最快地摆脱掉低学历的帽子，往往不顾职业目标，不重经验的积累，结果浪费钱，回来又不一定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变成“海待”人群。有些家庭背景一般，甚至是为了出国投入了父母一生积蓄的人，在出国的盲动下，造成的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对于那些学历较弱、资金有限，工作经验单薄的人而言，更应该在国内先工作一段时间，让优秀的工作背景成为你申请时的第二学历，积累更充足的留学资金，打下中国经验的坚实基础，带着明确的目标读一个可信的留学项目？？？，这时候，留学才会有助于你抢占人生至高点，你的行业视野与社会预见力才能完全不同，这已经是我反复强调的。

第二种是事业发展正处于井喷式上升期的人。例如我在《不留学一代女》中提到的步卓月，她在中国发现了可喜的事业机会，为电影频道制作提供电视电影，这样的行业先机在中国可能只有几年，出国留学回来，她很可能就已经错失了行业发展的最好时段。这时候，假如说她需要留学，更适宜将留学计划推至将来的行业瓶颈期或职业转型期，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留学投资收益回报。不要放弃现成到手的成功机会，而去追求未来仅仅是可能的机会，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

第三种是有一定家庭和社会责任压力的人，如果出国会破坏本来的事业基础、家庭的完整与和谐，一般更应该慎重选择。留学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职业竞争力，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生的幸福，如果留学带来的是对于人生幸福根基的完全破坏，而不是基于它的提升与发展，就会带来一系列无法挽回的悲剧。

朱：这方面我自己也有一些体会。在国内教育环境下，即使在北大这样的学校，我们也是没有很清楚的人生规划意识的，学物理的人只是知道要读到博士，做教授、成为科学家才有出路。其实在国外，本科学这些专业的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未来人生设计的想法。

比如美国学生如果要做律师，他就会去读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本科，四年后再进入法学院读三年JD法律学位，然后做律师；如果做医生，则是先攻读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本科专业，然后是医学院攻读MD学位，通过一系列实习和考试，正式成为医生；如果他要做会计、电脑工程师，他很可能四年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相关公司，在公司接受很好的工作培训，有了工作经验的基础，也可以再进修，或者读一个MBA这样的项目，为走入更高的管理层做准备。

徐：我们一直在强调工作经验的重要，这可能是一个很核心的思想。说明去读专业型研究生和学术型研究生的本质不同。

这两者具体有什么不同呢？我曾经粗略地做过论述，把大学后教育阶段的Graduate student（即“研究生”） 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研究”为导向、以“创新”为目标，比如基础科学和高科技，这样的研究生，毕业后的职业取向是大学、政府或企业的研究机构，其职业头衔是教授、研究(员？？？)者等等，在这种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学后教育中，博士学位往往是未来的入门资格。这样的研究生，我称之为“学术型研究生”。 而另外一种，虽然在美国以及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中已经实现多年，但可惜在中国还没有被人们意识到，这就是职业学院制度，比如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等等，这种学院的学生，本质上不是“研究生”，而只是一种为了进入特定行业而接受的职业培训。这样的研究生，我称之为“专业型研究生”或“职业型研究生”。 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生分开来命名，一个重大的教育理论问题就可以得到普及澄清，考研的目的性也就随之而水落石出。

在一般中国学生心目中的考研，却往往只是把本科阶段的学习科目多学两年，深入一个专题、多拿一个学位而已。所以，中国人考研，很大部分要求专业对口。而北美大学生考研的目的，往往是为了一个特定的职业未来，通过对大学后另外一个学位的学习，获得进入某个特定领域的职业资格。所以北美大学生“考研”，往往并不要求你有对口专业背景。进入医学院的学生，生物、化学固然是热门背景，但物理、数学、人文、地理照样有资格申请医学院入学。而法学院、管理学院这样的职业学院，学生的本科背景就更加五花八门了。

经常有学生来问我：老师，我是去美国读DBA呢还是去读MBA？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把中国人特有的问题，带到美国去麻烦别人了。为什么？美国有MBA，工商管理硕士，这是职业类学位；也有DBA，工商管理博士，则是学术类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只要求你会用现成的知识和工具去解决组织发生的问题；而工商管理博士，则要求你对工商管理提供新的、别人还没有发现、没有提出、没有想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所以答案非常简单——你想做管理，搞企业，赚大钱，就读MBA；如果你想到北大光华学院搞研究、带学生、写专著，你就去读DBA！

我再以在美国非常吃香的牙学院为例，来说明“职业型”专业应受的教育内容。美国牙学院的学生，从他们入学的第一天起，脑子里想的，手上做的，都是为将来自己执业开诊所做准备。所以，他们不仅在牙科专业上合格，他们在开诊所的相关环节：比如商业意识、客户服务意识、市场开拓意识，还有公关意识，都得到了充分的培训。同样地，他们也必须了解一些包括office politics（办公室政治）在内的企业运作规律。因为假如自己开诊所的话，他就必须学会如何平衡秘书和洁牙师的关系。他也必须懂得如何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保持对员工有效的激励。

所以，“职业型”专业应受的教育内容，不仅包括专业技能，更包括利用专业技能赢得商业机会的能力。在中国，情形也是如此。十年前的牙医，也许只会拔牙就行了，但作为今天新新人类时代的新新牙医，就必须在拔牙之外，学会上述的这些看似和牙无关但却与痛相连的能耐。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这是对于人才素质的全新要求与挑战！如果因为教育制度的滞后，你的大学教育没有让你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你就必须自己拯救自己，在浪尖上学会冲浪，在打击中学会击打。

朱大斌先生在美国同样接受过他们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和MBA教育，你能否从切身的体会来谈一谈这两者的不同？

朱：小平，你前面对学术型（Academic）和职业型（Professional）教育和学位的论述很精辟，这一点知识对每个希望留学的中国学生来说也极其重要。我在大学时读物理，申请去美国自然也是读物理的PhD，等到博士资格考试都通过了，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愿意做教授或研究员这种职业。但是当时所能想到的最简单直接的转向就是转学工科。于是我又转到机械工程系读博士。总之我们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是一个心思要读博士，仿佛没有博士学位就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等到我在机械工程系的博士学位读到一半的时候，我才弄清楚学术型学位和职业型学位的区别，认清了MBA学位和商业管理职业才最适合我的人生发展方向。于是我拿了一理一工两个（学术型）硕士学位之后，加入了通用电气公司，开始了我的MBA准备工作。最终在得到芝加哥大学的MBA学位后，才得以加入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及之后加入软银风险投资基金，完全转型成商业管理者。

这里我还想强调的一点，就是留学需要有资深经验的先辈的指导。如果我在出国前或者去美国的第一年就遇到已经读过MBA并在战略咨询、投资银行、风险投资或大跨国公司高层工作过的资深人士指点，我就会提早三四年踏上这条路。我想任何想留学的人都需要在清晰了解了自己的留学方向选择及其可能的职业和人生前景的基础上做出这一重大决定，才能少走弯路，事半功倍。

徐：非常精彩！我们提到MBA的教育，如何使你的MBA学习价值最大化，下面我们可以提出几点建议：

必须有工作经验：我经常告诉所有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如果要读MBA，一定要工作几年之后再读，否则没有什么用。名牌商学院的招生简章上，都要求本科生毕业三四年之后再申请。

必须出国读：工作几年之后，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事业，你可以开始你的MBA旅程。但读MBA，最好是出国读，到西方发达国家读，而且最好是美国。你可以退而求其次，但不可以降格以求。在所有学位中，MBA可能是最最应该甚至必须出国攻读的项目。

GMAT和口语：中外优秀的商学院，都要求考GMAT。“有些学校不要求GMAT！”对。但这类学校肯定不是好学校，你最好不要去。同时，你还必须特别重视口语交流能力，因为，虽然人人都应该学会交流，但MBA显然更应该拥有这种能力。

文化更新：读MBA，为的是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而这个市场，越来越不分国内国外，越来越国际化，所以，作为已经是中国人的你，必须通过读书，理解并吸纳西方文化。对西方商业传统和文化价值的深入思考和理解，能够从文化上给你崭新的冲击和更新，使你成为一个国际化新人。

人的艺术：MBA是一种技术——财务分析技术、市场营销技术、金融证券技术……但MBA更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在资产损益表、项目论证书后面，隐藏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活生生、有血有肉、喜怒无常的人。人的艺术，更是MBA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

还有人问我，美国人是否讲究名牌大学？答案是非常讲究，虽然和中国讲究的角度和程度并不一样。

假如你仅仅想去美国读一个电脑硕士，从毕业后收入的角度，哈佛大学电脑硕士和普通大学电脑硕士，毕业后收入不会相距太大。从技术的角度，普通大学传授的内容肯定不会比名牌大学的少一个芯片。但是，假如你的志向是要做微软研究院负责人，研究五年十年后人类如何使用电脑，名牌大学的高学位，就比较重要。越是著名的大学，前瞻性研究、理论性研究就越超前。

读MBA的情形类似。因为MBA的社会联系、同学网络、社会地位、学校背景，对于MBA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你能够得到沃顿商学院的录取，就等于能够得到世界任何投资者的青睐。华尔街的银行家，有相当数量是沃顿的校友，毕业后你可以以校友身份，寻求并得到这些校友们的支持。哈佛大学也有类似的传奇。读MBA当然是越有名的学校越好。美国前十名学校的MBA，很容易进入各行各业世界前十名的公司。

朱：可能也有人会顾虑，到底要到大城市的学校还是小城市排名更好的学校去读？我们刚才讲到，MBA当然不是一种封闭的学术研究，它需要丰富的实习演练，需要发展与商界的良好关系，所以假如排名差距不大，当然是越接近商业中心的城市，越有利于你申请实习的机会，见识到商界的重要人物，也有利于更好的体验异国文化。

对于很多500强大企业，他们可能会为表现出色的员工提供优惠的MBA的教育机会，授课地点位于公司总部附近、关系良好、但排名不高的商学院，这样的机会值得珍惜，是你立志在本公司提升和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假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你的未来计划又不局限于在一家公司的发展，如果你的综合背景和GMAT成绩有机会让你去冲击顶尖商学院，则可能给你的职业发展带来更多更好的选择。

徐：非常好，我们提到了职业型研究生教育不是一种单纯的学习，还是一系列的活动，包括认识什么样的人当然都非常重要。

这让我想起，我曾经在《美国留学天问》中给一个即将出国去读MPA专业的女生的建议：我当时就是告诉她要想获得真正伟大的成功，就要把MPA的技术含量真正吃透，除了要掌握书本上的专业知识之外，课堂涉及的参考书也要去读，参考书背后涉及到的知识也都要去了解。一个读MPA的人，对美国社会的掌故、逸事、政治笑话，美国的新闻制度等都要有所涉猎，但是要选一点做深入研究。比如美国国会对华政策中的教育交流政策或文化交流政策。把它研究得透，这样回国以后，你就可能成为中美教育或文化交流方面的关键性人物，假如你请一个美国退休的参议员或签证官到中国来开一个教育咨询机构，这样你就可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如果只是在读书，而没有广泛的涉猎、深入的研究，没有参与各种活动结识重要人物的意识，留学的意义也就会大打折扣。

不错，留学当然要学知识，要学技术，要拿学位，但留学最要学的，是要把发达国家以语言为基本载体的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学回来。这样才能改造中国，才能实现作为留学人员的独特价值。

我在阐述自己基本留学理论的《图穷对话录》中写过一个故事：由于同行相轻的毛病，我的一个搞生物学的朋友，对声名远播的陈章良教授大有微词。我对这个专家朋友说：陈章良回国，带来了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产品，把实验室工作和商业创造结合起来的明确追求，仅就这一点，陈教授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已经等同于所有历史上最伟大的留学大师。因为观念的落后超过技术的落后，正是导致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这一点上，他老先生的留学经历则是既学到了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学到了导致发达国家之所以强大发达的文化思想精华。从这个角度，我非常尊敬他。

留学，要学空气动力学——这是钱学森的伟大贡献，要学地质力学，这是李四光的杰出遗产，要学钱三强、要学邓稼先……

但留学，还要学鲁迅，还要学邓小平……这两位留学先辈，在国外都没有拿到学位，甚至连专升本都没有搞一个（这一点就不要学了），但他们把在西方列强国家学习、生活、观察和思考的人生收获带回了中国，成为了改造中华民族惊天动地、排山倒海的力量。

留学学什么？精神独立，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挑战权威……以及富含这些现代文明基本原则的西方文化！

刚才，我们谈到了留学的种种性感之处，同时也谈到了好的留学仍然不能被其魅力冲昏头脑，仍然需要理性的规划。

留学运动的发展，尽管给中国带来了种种好处，包括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许多领域的开创性人物，大都是归来的海外留学生；但是仍有一些人认为，留学运动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人才流失的过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以往我们宣传的手段，似乎都是强调“血浓于水”，强调海外留学生与祖国母亲的脐带关系。这确实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特性。海外留学生，只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大，即便你在国外如何成功，很难回避的是，常常无法扯断依恋故土的乡愁。

但是，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改变了以往只是单纯需要留学生回国救济式的落后面貌。中国市场，成为了全球市场上最沸腾的一片热土；中国确实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吸引一批批海外学子回国创业，成就了今天许多财富神话。在今天，即便不过多渲染民族感情，中国也可以有能力以实际的利益，吸引更多的海外学子归来。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不回国定居就不能为中国贡献，也不认为回国就一定能为中国做更大的贡献。现在中国政府提出的留学政策，也是对于留学生“只求有用，不求拥有”，这种政策非常前卫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人才特点。我觉得海外留学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回国，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身在哪里，只要你有责任心，就一定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就算你什么贡献都不做，从美国给家里人寄钱，也能提高中国的外汇储备呢。能把国外先进的文化与技术带进中国，直接促进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就更好了。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限制一个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行走，而恰恰是这种开放和自由，带给中国更多的资源，走向现代化。

徐：可是作为一个在留学领域有影响力，有话语权的人，我还是要提出我的倡议：根据我的一贯留学理论，在今天留在国外就是失败，而不管你工资有多少，地位有多高。我说过，世界500强，通用电气、微软这样的公司，都已经把中国当作他们未来前途的战略要地重点发展，而中国人自己却要放弃自己的家园，只是为了美国那点工资和“清新的空气”，实在有点越来越脱离中国实际。这个思维，已经落后到了“反动”的程度，成为新时期的“冷战思维”。谁说“中国威胁论”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谁固守“回国不好论”谁就是他自己的冤家。回到中国，对于一个中华儿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即使杨振宁这样在美国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老人，退休后也选择了把三分之二的时间各放在香港和清华大学，为每个留学生做出了一个有关于是否归国选择的示范。

其实，我尊重人们选择自己居住和发展地点的自由。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就一个人事业发展、理想追求、社会地位、人生成就感和灵魂归宿感而言，毫无疑问，中国是我们无可选择的最佳平台和唯一根基。

最重要的是，从人才竞争的角度，回到中国的留学生，真的马上就凸显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特别的价值，迅速拥有了无限宽广的天地和机会。假如把人才比作汽车的话，华尔街上的宝马奔驰，谁也不会多看一眼，但在中国你哪怕开一辆桑塔纳，也是人们羡慕的汽车阶层。我的意思是：留学生回到国内，对于急需现代化和国际化人才的中国，是稀缺的资源，依然是中国市场上的宠儿。虽然留学生的这个优势正在越来越迅速地贬值。因此就更加需要海外的朋友们迅速回归，抓住个人价值依然强劲的时机，赶快出货啊！

朱：是的。谈到留学生回国这个话题，我也看到其实现在有了不一样的变化。现在，不一定是你留过学，回来就能找到合适的位置，这其中当然有在国外时间比较长，生活已经比较稳定的人，回来可能会有很多的不适应；也有一种是近年来出现的小留学生，他们往往没有在留学上获得多少积累，可能读一两年的硕士，也没有工作经验，回来之后有些就变成了“海待”（海外留学归国待业人员）。

徐：我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海归”（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变“海待”，当然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这就是前几年留学浪潮中出现的鱼龙混杂、鱼目混珠的现象之一，尤其是不少人选择的一年制速成硕士项目。我不是想打击一大片留英硕士。但“海归”变“海待”，留英硕士肯定占了一个超比例的巨大数额。

对于留英硕士，我当然没有全部否认，如同我从来不全部肯定或否定任何“海龟”或“土鳖”、“哈佛博士”一样。我只是否认了那种急于求成，饥不择食，学位至上，盲目留学朋友们的盲动。任何奋斗领域都有成功者，失败者，事半功倍者，或事倍功废者。提醒大家如何在留学和教育奋斗中获得最多，则是我所有谈话和文章的中心主题，是我一生追求的事业目标。

留学运动里最最糟糕的举动，就是为了摆脱学历自卑而急于出国，结果倒是能够暂时躲避一年的社会压力，但花光了钱，耗费了心血，这样的留学能学到什么呢？

我这里就是要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一个纠正，我是想让这些急于通过英国一年制硕士项目速成式留学的朋友们有一个警惕。也能够让他们从这个一年的学位中，学到更多更好的西方文化和留学经验，获得更多更真的人生自信和自我价值！

留学，获得学位其实是最低目标，而最高境界，则是要获得（除学位所包含的专业能力之外的）语言能力、文化熏陶、个性发展、思想更新……这些东西，是留学的灵魂，而学位，只是留学的外套，类似于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到、几十块钱就可以租到的硕士袍。

对于留学生而言，不仅仅是要做好一个留学阶段的申请和规划，还要更看重自身工作经验和留学方向的衔接。“海龟”变“海待”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因为这些学生在中国时没有中国经验，出国后也没有积累到国外的工作经验，而是匆匆出国，匆匆回来，读一个速成的学位，如果这些偏差能够及时纠正，留学带来的巨大人生价值提升就一定会体现出来。

朱：不仅仅是一年制硕士项目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大量在国外读书的中国孩子，出国只是因为家里有钱，家长急于把他们推向国外的“先进教育环境”，于是匆匆地通过留学中介办理，让他们以出国去读语言学校等方式最快地出去，这些都是留学领域里的危险误区。如果孩子没有意愿，没有自主生活的能力，甚至基本的语言都不过关，在国外最有可能的就是因为求学生活的挫折感，开始逃学和厌学，同时受到“自由”的诱惑，可能产生各种不良的嗜好与生活方式，这样的留学谈不上人生价值提升，反而是一种堕落。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想，对于那些早就匆匆出国，目前又已经匆匆返回国内，尚未找到工作的人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端正心态。可以利用个人的海外求学背景、英语优势等等寻求一份相应的工作，比如外企的工作，贸易的工作，英语培训行业的工作，如果暂时找工作困难，不妨参与一些实际的职业培训项目，做一些相应的实习与兼职，来慢慢补上工作经验的这一课。我相信假以时日，每个人都会在中国火热的职场环境下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并且在这个工作上发挥出留学生具有全球化视野与资源的一定优势。

回到前面提过的一个观点，留学、职业和人生都需要指导和规划。大家如果有条件在资深人士的指导下，对自己的留学、职业规划和人生“作出有充分信息支持的决策”（Make informed decisions），很多挫折都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你远远不是第一个犯这些错误的人，避免这些错误的做法早就存在了。你只是需要找到合适的渠道获得这些知识。

徐：我很想强调的是，如果你还没有出国，就要格外重视工作经验的重要性。我已经反复强调再三，尤其是在外企积累工作经验对于出国与回国的重要性。外企在中国，对于有留学大志的朋友们而言，有一个特点需要注意：它的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和经验价值，是世界通用的。外企工作人员，走到世界上，这个工作背景的价值和美国总公司或分公司基本一样。经常有外企工作人员通过内部的“Transfer”，从中国转到了美国工作。这意味着，无论你是在纽约的可口可乐还是在北京的可口可乐工作，对于哈佛大学或是斯坦福大学录取官员来说，是没有区别的。甚至，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由于他们来自世界上发展最迅速、最唤起投资者们激情幻想的中国市场，这个背景就显得更加吸引人、更具竞争力。这就是我在《图穷对话录》里谈到“乔麦的第二个学历”——中国工作经验的价值所在！他的成功，始于毕业后通过在外企工作的方式，赢得了宝贵的工作经验，获得了丰富的物质收获，还得到了这个“第二学历”。乔麦们的成功是任何学生可以复制的成功，也是任何不喜欢自身专业，希望通过留学实现“转行”的同学们可以复制的成功。

我鼓励留学生回国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就是“中国机会论”。中国社会充满了机会，中国机会，很像世界上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所经历过的那样，正在以巨大的魅力吸引着一代留学生的回归。海外留学生大规模回归，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象。从九十年代以来，最早抓住这个中国机会的，是以陈章良、陈佐湟为代表的九十年代早期归国留学生——他们的特点是既是事业高人，也是政治红人，而且还保持着在世界上行走的高度自由；稍迟抓住这个机会的，就成为了九十年代中期回国的徐小平、王强、张朝阳，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业，在各自的行业里做出了对中国社会独特的贡献，而这个社会也给予了他们个人充分的利益与荣誉；两个世纪交接的时刻回国的人们，比如新东方从耶鲁回来的钱永强、中央电视台从哈佛回来的张蔚，他们来到一个已经初具规模的事业平台上，在这里一泻千里地施展着自己在国外学到的东西，迅速获得了全国性的成功。这种成功，在美国或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未来数年内，中国机会将展示越来越强大的魅力，吸引着海外学子的回归。政府、企业、创业机会，无不向世界各地的海外学子日夜发出最强大的召唤。中国机会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对留学生情有独钟——因为留学生拥有了把握中国机会的最重要因素：横跨东西方的文化和教育背景。抓住中国机会的留学生，必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里最成功、无论以什么价值评价标准，都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成功者。

朱：在这方面，我留学回来之后有很多切身的体会。在中国，无论是创业还是投资，对学有一技之长的归国留学生都有着更广阔的机会。我个人回国十年以来职业和事业的发展是留在美国所难以达到的。

我北大同一届的化学系同学李革，在美国博士毕业后从事药物外包研发（CRO）工作。他第一个意识到中国有更多优秀的化学和药物开发人员，可以使CRO在中国获得更大的成功。关键是如何把中国低成本的资源和国际标准的高质量服务联系在一起。李革做到了这一点。他2000年创办的药明康德公司于2007年在纽约证交所成功上市。

同样在2000年学成回国创办无锡尚德公司，有类似经历的施正荣则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奇迹。他把中国的机会和优势在太阳能电池领域里发挥到了极致。他只用了5年就使自己成为2005年中国的“阳光首富”。

与此同时，一大批管理和金融领域的回国留学生也一起创造着这个进行时的中国神话。他们或者投资了上述这两家企业以及阿里巴巴、百度、盛大、分众等等一大批公司，或者为中国许多大企业制定了先进的全球发展战略，或者帮助把以上所有这些公司带到全球最活跃的证券市场去上市。这些人的成功无一不在验证着小平所推崇的“中国机会论”。

对于新的一代留学生来说，以上这些机会还将长期存在。中国在未来20年一定会有更多的优秀公司脱颖而出，成为全球市场上的佼佼者。同时，一个新的更广阔的机会正在快速成长。那就是中国企业的全球化。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把一批最早踏出国门的留学生带回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过去十年中国公司已经深入亚洲非洲拉美许多国家，未来二十年，中国公司将向全球（包括北美西欧）派出成千上万的管理者。据我所知，华为已经在多伦多开了个研发公司，招了100多个支付当地薪水水平的华人工程师。许多今天出国留学的学子将成为即将来临的这一波外派浪潮的首选人物。他们将把我们民族的全球行为能力带上一个巅峰。

中国不仅需要精通中外的商业管理者，也需要能把握中国和世界潮流的各种人才。政治家、学者、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各行各业的留学生将在全球传播中华文化和价值，也从中得到自身价值的实现。

徐：我说过，无论是否有留学经验，作为一个现代人，要抓住事业成功的“中国机会”都必须要具备三个ION的基本素质，才能在现代社会激烈的人才竞争面前取胜。这三个ION是：Vision，Passion和Mission。歌德说过，在人生的舞台上，你要么做铁锤，要么做铁砧。我想说：你要么做Loser，要么拥有这三个ION：

1，第一个ION，是Vision，即看到事业机会的眼光。有Vision的人，是那些排除干扰，看到、找到并抓住自己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的人；

2，第二个ION，是Passion，为事业投入奋斗的激情。有Passion的人，是那些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或看到的机会而疯狂投入、拼命奋斗的人；

3，第三个ION，是Mission，为实现事业目标而肩负的使命感。有Mission的人，是那些为自己从事的事业付出一生代价，拒绝一切其他诱惑、虽九死而未悔的人。西方有的企业，大都有Mission　Statement，使命宣言。中国优秀人才，也应该给自己一个Mission　Objective——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个人根据自身价值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追求，是新世纪的理想主义。

留学生回国确实有很多实际困难，有体制性的问题也有许多个人的因素。但是，中国机会，包括世界上的任何机会都不是摆在那里，只需要你坐享其成的，海归要想抓住中国机会，更需要建立对事业的三个ION，展示自己的真才实学。

具体来说，国外的教育与工作经历是否让你具备了某种看到中国事业机会的眼光？在你所学习的专业领域或者你在国外的经历见闻中，是否看到了一些中国尚没有发展起来的，但在国外早已成型的商业机会、产品与服务？以互联网为例，几乎所有在中国成功的互联网企业，都能在美国找到它的一个原型和母本，张朝阳、李彦宏们的成功，不过是抢先一步，把这些在国外已经具有的商业模式进行了中国化的本土移植。

当你看到了这样的中国机会，你是否具有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样的事业中去，虽九死其犹未悔？不少海外留学生都有归国创业的念头，可是由于种种个人顾虑和担心，却无法迈出归国创立新事业的第一步。古往今来，伟大事业都是需要靠热情浇铸的，热情是一种冲动、一种野心，一种勇气。关于回国后发展新的事业，每个人都会有顾虑，很多顾虑就没什么能够周全解决的办法，这时候需要的就是各方面的牺牲，因为有对事业的热情才可能敢于牺牲。我们可以找出一千种借口退缩于中国机会的面前，但是也要看到，对于那些归国创业成功的人，他们当初面临的难处不会比我们少一个螺丝钉。

当你有了眼光，倾注了热情，什么能够让你在事业的艰难局面下不轻言放弃？这就是对一项事业忠诚的使命感。使命感是最难鼓励的东西，假如你没有，只是想要短期挣些快钱，则不一定会始终如愿。只有那些树立了高超使命感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获得大机会，开创大事业。

当然，要想抓住中国机会还需要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专业的知识与技术，不仅是资本与融资的能力。还包括你在国外是否真正学到了西方式的表达能力、沟通技巧、团队精神等等，以及你如何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下施展这些能力，表现个人的魅力。

我曾经提到过一个“哈佛博士”事件，在国内的一所民办学校，曾经以百万年薪聘任一位哈佛博士做校长，新闻披露以后，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甚至有人怀疑这个哈佛博士学历的真伪，面对这样一次个人的公关危机，我看到那个哈佛博士的表现，非常惋惜。

这位哈佛博士面对公众的质疑，自始至终都表达了一种拒绝、封闭、厌烦、恼怒等等姿态，对于维护自己真实性这样一个基本尊严问题，居然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沟通能力、交流技巧、说服艺术、辩论方法等文明人的基本素质，最后只能黯然离开校长这个位置，不知去向。

这说明，如果你不能拿出真才实学，在挑战与压力面前不能展示处理困难与挑战的智慧与能力，在具体的工作中不能拿出解决问题与发展业务的竞争力，即使你能拿到百万年薪的合同，即使你是哈佛博士，你也一样会失去它，成为继续漂流的“海带”。

因为国内人才市场正在趋于成熟，虽然人才的履历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值，比如这位“哈佛博士”；但人才的实际能力，已经成为在大浪淘沙的职场生存的前提。如果具备了真才实学，你就会成为像朱大斌先生这样的归国留学生的弄潮儿。

希望我们今天的对话有助于你对个人留学与职业规划方面的探索，祝你的留学之路一帆风顺！

                                           以上文字摘自徐小平著作：《美国留学的价值与策略》